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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林小白，我来回答。
一、中国古代皇权的政治合法性是一个以“天”、“德”、“民”为基础的综合合法性体系
从主观上看，“天”、“德”、“人”的三维合法性论证寻求皇权存在的外在和内在支撑，这种论证体系也将被夺取政权的革命家所利用，成为批判皇权的工具。他拥有皇权，因而对皇权的构成产生了反作用。“天”、“德”、“民”的三维合法性，旨在维护皇权中心主义的主导地位。三维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和转换。”“天”具有皇权的终极合法性，“德”实现了“天”对皇权所有人的终极合法性，并使之扎根。“德”是连接“天”与“人”的纽带和桥梁。“民”对皇权的合法性不同于现代人的主权在民，“民本”是“君主制”的附属物。
二、在古代皇权是最高统治政权，它不属于“官员”体系，而是直接代表国家
这种至高无上的支配权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享有国家最高权力；二是他的权力是个人的权力。就前者而言，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是无限的，这意味着没有世俗的权力控制它，也没有任何与之平行的权力。由于这种权力过大，它能够容纳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权力，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和宗教事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全部。重要和次要的事情都可以包括在皇权范围内，这种绝对的、特殊的权力，自然不能说是超越了上层的权力，侵犯了平行机构，更不能说侵犯了底层的权利。就后者而言，皇帝作为一个独立和孤立的个体拥有和行使权力。他不能被别人取代。
三、皇权的两大特征是其自身的一对矛盾
一方面，当一个孤独的人行使其巨大的国家主权时，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自己的主观条件产生限制，如精力、智力、能力、经验和知识，这些条件是不能自由使用的。另一方面，个人的最高国家权力无疑为君主提供了影响国家事务的最大可能性和最大机会，从而可能导致个人背离甚至背离原则和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向，使特定的个体成为整个机器的对抗者。无论当时的风俗、传统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如何不可逆转，独裁政权只是统治阶级借以实现的一种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选择。此外，作为最高君主，皇帝（及其家族）始终属于某一阶级。这样，历史已经到了阶级统治必须由“一人”来实现的阶段，但不愿意也不允许“一人”轻易地破坏阶级统治，总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的言行和影响。因此，在大国与个人主观条件、阶级整体利益与个人好恶的矛盾中，围绕限制皇权的集中或削弱进行了诸多斗争。
有识之士或者说受皇权无限影响的人开始联合限制皇权，制定制度进行规范和夺取部分权力，皇权也不断为自身加强权力，不断集权。中国古代皇权处在动态平衡中，一方面法理来自于以“天”、“德”、“民”为基础的综合合法性体系，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统治阶层自身。
“天”“德”“民”——皇权合法性的三个维度
秦之前，“封建的统一”的收纳袋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皇权，大破诸侯并存的封建制而建立郡县进而实行中央集权的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皇权政治。而皇权政治合法性的论证承继三代时对军权的合理化论证。
古代社会，生产力以及人们知识水平限制了人们的认知能力，所有依靠当时知识水平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都冠以宗教的注解。人类古代社会无论东西方皆走上了一条向神秘力量寻求合法性的道路，无论三代时期的“天”还是殷商时期的“帝”皆是相同的理路。
“天”是一个具有宽泛涵义的概念，一切人无法把握的超人力比如自然、命运、鬼混等皆可打上“天”的标签。“天”字在殷代卜辞里是一个人形，而又故意夸大了人的头部，从现在看“天”的书写也可以发现其包含的原是本意，夸大的头部隐含了其在人之上的崇高地位。
“天在传统思想中始终具有神秘性和宗教性，这主要表现在，天是有意志的最高的造物主和主宰者。”政治权力合法性要与“天”联系在一起，必须赋予逐步深化“天”具有政治性。
“有夏服天命”与“用天以罚”说明了“天”在夏的神圣地位，“殷人信神，率民以敬神”，恰当说明了最迟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神的概念。在殷商多神体系中，帝是最高的神，天上的帝与人间的帝相对称其为上帝。帝的地位至高无上，不仅其掌管一切自然现象，还掌管人间的一切事物。上帝表面上是共有神，而实际上是殷王的保护神，殷王不论什么行动都要问一下神，不论是吉凶，神都会站在殷王的一边保护殷王而奴役臣们与众人。殷商还具有祖先崇拜，祖先与帝一样具有超自然力量，二者具有一定的分和关系。
“天子”、“王”“余一人”、“皇帝”是对皇权拥有者的多种称呼，各种称呼均具有政治性。“天子”通俗理解的“天之子”一旦具有某种神性就超越了一般意义变成了感天而生、天人交媾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是在之前天子的称为“余一人”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而成的。“天子”涵盖了“余一人”的排他性又具有了与“天”交往的政治性。
到了西汉时，董仲舒将人和君的关系与君和天的关系类同，进而将皇权与天联系使皇权获得合法性论证。
“奉天承运”是“天子”隐秘性、超人性、神秘力量左右的确定性等来源合法性的生动写照。帝王们从“天子”的称呼中尝到了美味，不管其在臣位时如何努力尽人事，而一旦获取皇权，随即将皇权与上天联系进而获取合法性。隋文帝用“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的断语来证明自己获得皇权完全是天意所为。
无论是古代皇权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它们的存续都需要获得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说；“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
不同的是古代皇权国家的合法性来自超自然力量，现代国家从世俗世界中寻求合法性，并且合法性直接来源于个人。
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国家依靠神权政治的理论和观念证成统治的合法性。“亚当根据神命而取得的这种支配全世界的权力以及其后的先祖们根据下传给他们的权利而享有的这种权力，是与创世以来任何君主的绝对统治权同样的广泛。”
中国封建国家也是从天上找合法性，宣称自己是天的儿子，是受天的指示来统治人间的。
所以中国封建王朝特别重视“祭天”，因为这是它合法性的来源。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很扯，但谎言被大家相信，也就成真的了。
现代国家从世俗世界中寻求合法性。“上帝”、“天命”不再是正当性的基础和合法性来源，世俗的人民成为合法性的来源和裁判者。
“人民”作为世俗的共同体有了价值层面的意义，人民赋予国家合法性。世俗的“人民主权”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原子式的个体基础之上，个人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直接的统治与服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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